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滥竽充数的时代  

2012-02-26 10:58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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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则“滥竽充数”的寓言人人皆知,大意是一个乐队假定十人,九人是合格的乐手,但有一个乐手水平不行,但照样在乐队混了很久。翻出这个老故事,因为它亟需在新时代大有重新解释的必要。

  现在将各行各业比作一个乐队的话,十个乐手中滥竽充数者可能达八、九人,真正的乐手仅一二人而已。由于滥竽充数者构成一种占绝对多数的“滥人谷”,就必然形成人口政治。滥人谷因而制订自己的游戏规则,以及“滥”文化标准,那个不滥的人就得遵守“滥人谷”的法则。更可怕的是,滥人们选出了自己的学术代表,自己写出了学术史或艺术史,在一个更滥的群氓社会推出了自己的“滥明星”,并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有关“滥文化”的时代记忆。

  自2005年至今当代艺术的大发展、大繁荣时期,“滥竽充范”成为艺术社会病态转型的一个典型现象。当代艺术的从业人员(艺术投资、收藏、经纪、画廊、拍卖、艺媒、博览会)由二千人不足一夜之间扩展到数十万人,但这新加盟的人口90%是不懂艺术的,这就构成一个滥竽充范的人口政治。这群人遍布艺术行业的每个环节,一群滥竽充数者自成一个体系,他们因此形成自己的体系文化,建构当代艺术的伪正统以及典范。他们形成商业恶炒的“滥模式”,推出自己的“滥油画”明星,写自己的“滥艺术史”,策划自己的年度“滥大奖”或“滥权力榜”,办自己的“滥艺术”杂志或“滥网站”,开设自己的“滥画廊”或“滥美术馆”,培养自己的“滥策展人”或“滥批评家”。

  这即所谓的“滥竽充范”的滥文化年代。滥竽者充当典范,中国的现代史有不少先例,比如陈寅恪身陷文革群氓中,红卫兵成为了时代典范,陈寅恪反而显得像一个滥竽充数者。地产大亨、艺术奸商、三流文人上电视、出书、演讲,大谈国学、孔子、传统和文明,充当文化的“典范”。

  在过去的一年,艺术圈乃至全社会为文艺批评缺失痛心疾首,但在一个“滥竽充范”的年代,文艺批评乃无用之用。文艺批评的无用在于“滥竽充数”在这个年代恶化为一种“滥竽充范”。前不久,一个年轻网友在我的博客上对我苦苦规劝,他觉得我的批评文字处处语带讥讽,缺乏大家风范,对搞艺术的人不够仁厚。

  我回答,批评家不是耶稣或孔孟圣贤,专职替人献身或对社会只唱好不唱衰。我乃信奉毛主席一句语录:“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,对同志要春天般温暖”。艺术圈的“滥竽充范”者称不上敌人,但十足是“奸邪恶”之徒,对此三种人,绝不可“你打我左脸,我把右脸也让给你”。

  有一年轻人问我,单位里总有人挤兑他,他并未得罪过别人,为何同事如此恨他。我说,专门挤兑比自己优秀或成功的人,这叫“恶人”;但“恶人”不算最坏的,最坏的人是“邪人”,这种人内心可能十分欣赏你,但出于个人野心拼命挤兑你。艺术圈还有一种人,艺术水平有限,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,但他仍要在社会上冒充大师,拼命在社会上使价格和名声获得大师地位,这种人叫“奸人”。

  “奸邪恶”这三种人其实在鲁迅的时代就存在,鲁迅以毒攻毒为之恶斗的国民性即指此三种人。不过,现在鲁迅再世,恐怕也斗不过来了,因为奸邪恶之徒大规模繁殖。对艺术圈的“奸人、邪人、恶人”,文艺批评实际上是难以赶尽杀绝的,因为你所批评的事情,那些人心知肚明,但却照做不误,这是国民性中最“奸邪”之部分。这三种人的内心甚至知道什么学术、什么人是值得尊重的,但深明大义仍诋毁别人,这即是邪恶。

  在中国的现代世纪,奸邪之徒借国人的善良屡屡得逞,鲁迅留下的仍是未竟之业。对于奸邪之国民性,惟有对之无情讥讽,这种风格的文艺批评总体上对改造社会不能连根拔起,但类似一种正义的“怨妇”之言,会弄得那些奸邪之徒难受如芒刺在背,在这个意义上,批评的修辞及其透彻的表述仍然是有力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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